缙云丨杨汉瑜: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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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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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杨汉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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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吃了武康一个苕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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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生不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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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兰婆拱火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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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老鼠打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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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亏我躲在草树脚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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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然遭了一锄头脑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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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我们村一个叫围子的单身汉写的一首“诗”,诗中的“梅兰婆”是他的后妈,“八老鼠”是他父亲的绰号。人们觉得他就是个神经病,便将他的诗到处传诵取乐,以至于我现在都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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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围子的故事,却是一出沉重的悲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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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子虽有父母,却活得像个孤儿。他的亲生母亲眼瞎了,父亲便想另娶。后来,父亲选择了与盲妻离婚,和新老婆生活。围子便与瞎眼的母亲住在一栋破旧的房子里,孤苦凄惶地讨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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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子其实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,不光动作麻利,而且能言会道。可是,他父亲却不想让他多读书,因此他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。受到父亲和社会的双重遗弃,围子心中便有很多的不满,也有了很多的不甘,年少的他,自然无力反抗,于是把这种不满和不甘化成了带刺的诗句。那首“名作”,便是他偷吃了一个叫武康的人的红苕后,被父亲追打的愤懑之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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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成婚的年纪,也有好心人为他说媒,但是女方一打探到他的家境后,便都退缩了。渐渐地,围子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妄想——近边的女子都不行,远方有一位漂亮贤惠的佳人等着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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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县城的女子最多算三等材,省城的也只是二等材。”他常常言之凿凿,眼里闪着坚定的光,“一等材,只有北京、上海才有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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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,唯有北京、上海的“一等材”,才堪与他相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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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,围子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料,人们都把他的疯话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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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是苦苦挣扎的人,我的父亲对围子母子总怀着旁人没有的同情,时常去探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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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至今清晰记得,那个傍晚,天刚擦黑,父亲带着我去围子家。围子家里没有点灯,也没有生火,漆黑一片,冷清而死寂,像荒野的一座鬼屋。直到父亲喊了一声,从那黑洞洞的屋里传来一声应答,我才悚然惊觉——这里竟住着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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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亲对围子说,今天是你母亲的生日,我来吃生日(祝寿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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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子愣了一下,才猛地反应过来,赶忙点上油灯,升起灶火,冰冷的屋子瞬间被光和热填满,他那瞎眼的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,叽叽喳喳不停地说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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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“秀才”,围子好容易逮到这个机会,一定要我的父亲帮他写一封情书,寄给远方那“一等材”的姑娘。没有办法,父亲只得利用他做饭的当儿,到楼上去帮他写。那时我虽只有四五岁,也懵懂地感到,这是一件极其无奈的差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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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子干活十分利索,煮饭、做菜,三下五除二就搞定,又快又干净。然而,父亲写得更快,仿佛如有神助,不待晚饭做成,情书就写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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饭后,围子就迫不及待地要我父亲给他介绍情书的内容。父亲拿着刚刚出炉的情书,声情并茂地读给他听。围子端坐床前,眼睛遥望着窗外黑黢黢的远方,表情凝重而深情。他听得是那样的专注,时而沉浸长思,时而击股叹息。真不知那封情书写了些什么,竟能如此移人性情!我只记得每一段的开头,都有一个重复的呼唤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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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姐呀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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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姐哦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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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长时间里,我都觉得非常滑稽可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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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后来当了秘书,经常给领导写讲话稿,每次动笔前,都要将自己代入领导身份,觉得这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。我一直好奇,父亲帮围子写情书是怎样的一种心境?而且是写给一个虚无缥缈、根本不存在的人!可是父亲居然写得如此认真,如此深情,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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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封不知写给谁的情书,终究没有寄出去。围子说,他要好好地设计一下,要把它折成一个漂亮的形状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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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年后,围子的母亲去世了,他的生活变得更无规律,白天去给别人帮工,换得一口饭吃。晚上回到黑灯瞎火的家里,自说自话,路人听到无不害怕。那年冬天,他唯一的一床棉被被人偷了,床太冷,他只得在床上坐着睡觉。随着年边将近,事情多起来,有人就想找围子帮忙,走进他家,只见围子坐在床头,头伏在膝上,一动不动。那人走近推了他一把,围子侧倒下去,仍然蜷成一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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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已经死去多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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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那同父异母的兄弟为他收拾房间,看到抽屉里有一封发黄的信,信笺被折成一个漂亮的心形,那是他没有寄出去的情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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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,我才明白,父亲为围子写的那封情书,是给他那孤独的灵魂编织的一个关于远方的梦。这个梦在常人看来十分虚妄,但于围子,却是唯一能够抓住的一点点人间温暖。而信中那重复的“姐呀……姐哦……”一点也不滑稽,它已然成了围子对爱与尊严的最深情的呼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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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:杨汉瑜,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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